中苏分裂后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1961—1965)

引子

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中苏同盟走向破裂,中国、苏联和朝鲜三角关系亦处于变动之中。这一时期,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可划分为中苏朝三角平衡时期、中朝蜜月时期、苏朝关系改善时期三个阶段。在中苏分裂的背景下,中国出于政治和地缘等因素的考量,十分重视来自朝鲜的支持。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呈现出尽己所能和“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鲜明特点。然而,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看,中国援助的效果都并不理想。中苏分裂后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作为中国与邻国交往的一个案例,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

20 世纪60 年代初期,中苏矛盾不断加剧,两国关系迅速恶化。伴随着中苏同盟的分裂,中国、苏联和朝鲜的三角关系发生变动,中、苏对朝经济援助也出现消长。在此过程中,中国如何处理与朝鲜的关系,如何处理对朝援助,朝鲜又如何在中苏分裂时期运用外交手段谋取自身利益,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中国对朝鲜经济援助的情况尚未展开深入研究,仅在一些研究朝鲜经济及中朝关系的著作中有所涉及。现有关于朝鲜经济的研究成果中,韩国学者主要从朝鲜内部或朝韩对比的角度考察其经济体制的建立。尽管他们也意识到外国的经济援助,尤其是中国、苏联对朝鲜的援助,是朝鲜战后经济恢复重建和发展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部分,但碍于材料的限制,均未能作深入探讨。西方学者则侧重于分析苏联和东欧国家对朝鲜的经济技术援助。在研究战后中朝关系的论著中,普遍缺少论述中朝经济关系的专门章节。笔者曾撰文对这一问题进行过初步探讨,但以1960 年为限,对此后一段时间,即中苏分裂后中国对朝援助的情况未有涉及。

有鉴于此,本文以1961 年至1965 年中国对朝鲜经济援助过程为研究对象,辅以同一时期苏联对朝鲜的经济援助作对比,试图分析这一时期中国对朝鲜援助的动机、特点、效果以及朝鲜在争取中国援助时的考虑。

一、中苏朝三角平衡时期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 1961 年)

从1958 年下半年起,中苏矛盾开始在一系列问题上表现出来。双方的分歧不仅涉及有关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两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问题,还涉及中国国内的 “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炮击金门等问题。1959 年至1960 年,赫鲁晓夫撕毁苏联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协定,中共在世界工联会议上公开批评苏共的理论和方针,中苏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生激烈争吵,随后苏联政府突然宣布全面撤出在华专家。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加速了中苏之间的分裂。

中苏走向分裂对中苏朝三角关系、尤其是三方经济关系产生了影响。如果说中苏交好时期,中苏共同为朝鲜战后的经济重建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是出于国际主义义务,是为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 那么,此时中苏竞相向朝鲜提供经济援助,是因为双方都希望在这场意识形态斗争中获得朝鲜劳动党的支持。相比之下,中国在援助朝鲜的问题上更加积极,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朝鲜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在地缘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邻国,而且两国之间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联系。

20 世纪60 年代初期,中国在国内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尽己所能地向朝鲜提供援助。1961 年,中国农业总产值较1960 年下降2. 4% ,轻工业总产值较1960 年下降21. 6% ,重工业总产值较1960 年下降46. 5% ,财政收入较1960 年减少37. 8% ,国家财政出现10. 96 亿元的赤字,城乡居民生活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1961 年初,中国对朝鲜的煤炭供应出现了延误。金日成在与苏联驻朝鲜大使谈论中国严重的经济问题时,声称能够感受到中国的困难,因为燃煤等的运送被推迟,食品原料也未向朝鲜运送。鉴于中国当时的情况,朝鲜不打算催促中国。朝鲜人不催促,中国人自己反倒感到着急了。因为中国的煤炭供应维系着朝鲜钢铁厂的运转,尤其是焦煤,由于朝鲜不产焦煤,冶金所需的焦煤主要依靠从中国进口。1 月20 日国务院下达紧急通知抢运对朝鲜的出口煤。通知要求自1 月21 日起到1 月底,采取紧急措施,由黑龙江省每天保证双鸭山特原煤2500 吨,辽宁省每天保证抚顺中块煤500 吨,山西省每天保证大同中块煤500 吨,再加上不在计划内的河北省开滦煤矿每天保证开滦焦原煤1500 吨发运朝鲜。同时由铁道部配合运输。国务院发出指示: 对朝鲜出口的煤炭,是一项政治任务,一吨不能少。为了防止拖欠现象再度发生,1 月底,国务院下达一季度对朝出口煤炭计划通知时,特别强调: 朝鲜钢铁工业生产所需焦煤一向从中国进口,如果中国对朝焦煤出口工作做得不好,会影响朝鲜钢铁工业的生产,影响朝鲜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 “对朝鲜出口焦煤是一项政治任务,是一项重要的国际主义的义务。”

在对朝煤炭出口成为一项政治任务后,中国有关部门更是全力以赴,尽其所能。1961 年底朝鲜向中国提出增加煤炭供应的要求,中国决定于12 月底预交1962 年煤炭出口额中的8 万吨给朝鲜。为此,外贸部、冶金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紧急调拨: 由开滦煤矿供应洗煤3 万吨,峰峰煤矿供应焦原煤1 万吨,双鸭山煤矿供应焦原煤2. 5 万吨,抚顺煤矿供应块煤1 万吨,大同煤矿供应块煤0. 5 万吨。朝鲜的这一突然要求打乱了中国自己的生产计划,为了调拨这8 万吨煤炭,中国不得不削减国内企业的用煤数量,从冶金部直属企业的用煤量和国内各用户的煤炭数量中划拨解决。为确保8 万吨煤炭及时运送,外贸部还协同煤炭部、铁道部制定具体运输计划,以保障煤炭能够如期运抵朝鲜。

中国对朝援助不仅要保证数量,还要保证质量。1961 年7 月,金日成来华签订 《中朝友好条约》期间曾与周恩来举行会谈,谈话中提及中国出口朝鲜的煤掺有石头、存在亏吨等现象,周恩来立即嘱咐主管对外经济援助工作的方毅过问,并提议双方 “作个协议,设备质量不好,货物质量不好,技术人员工作不好,请随时通知,我们随时调换”。关于设备质量问题,中国果然信守承诺,于1964 年向朝鲜派出访问团,目的之一就是了解中国供应朝鲜的设备有无质量问题,对于不好的设备,中国 “该返修的要返修,该调换的要调换”。这与苏联拉来旧机器敷衍朝鲜形成鲜明对比。

鉴于中国经济援助保质保量且有求必应,朝鲜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多,中国竭尽全力仍不能完全满足朝鲜的需求。1961 年底,朝鲜副首相李周渊率团秘密访华,目的是向中国寻求经济援助。朝鲜提出需紧急订货钢管3000 吨,1962年贸易再需25000 吨,另外还要10 万个纱锭。周恩来表示,中国的钢管也缺货,有些还要从苏联进口,最后答应提供一半。至于10 万纱锭,中国实在拿不出货,只能请朝鲜派人来中国拆迁已经停产的纺织厂。李周渊走后,中国开始落实拆迁10 万纱锭一事,决定在邯郸、石家庄、郑州三市新建的棉纺织厂中挑选拆迁部分设备以供应朝鲜,经朝方实地考察后,最终决定拆邯郸三厂、五厂的126000 锭的棉纺全程设备( 包括纺部附属设备及器材) 供给朝鲜。

与中国对朝援助的尽己所能相比,苏联对朝鲜的援助则有所保留。1960 年9 月,朝鲜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商讨签订长期援助和贸易协定事宜。由于双方之间贸易诉求落差较大,谈判一直进展不顺利。据中国驻苏商务参赞处报告,朝鲜不愿以贷款方式平衡对苏贸易逆差; 朝鲜要求减少原料出口,增加机器供应,苏联不同意; 朝鲜要求调整原协议的成套设备项目,苏联不能满足; 朝鲜要求签署七年协议,苏联只同意五年。尽管如此,苏联考虑到当时尚可的苏朝关系,最终在12 月24 日与朝鲜签订了1961 年至1965 年苏朝长期贸易协定。根据该协定,苏朝双边贸易额在五年内将增长80% ,两国贸易总额将达到9 亿卢布,进出口各4. 5 亿卢布,平均每年贸易额应达到1. 8 亿卢布。同时苏联每年供应朝鲜10 万吨小麦,并将向朝鲜提供机器和设备、棉花、石油制品及许多其他商品。然而在苏朝长期贸易协定执行的第一年———1961年,苏朝双方即出现 “摩擦”。由于1960 年朝鲜对苏联的贸易逆差很大,朝鲜要求全部推迟偿还,苏联没有全部同意,仅商妥将其中的1. 5 亿旧卢布逆差转为贷款。朝鲜提出请苏联供应的成套项目,也由于数量较多未谈定,仅就设备提前交货问题和1960 年双方已达成协议的钢铁厂( 年产280 万吨钢,扩建)等项目签订了协议。这些项目的费用约为10 亿多旧卢布,朝鲜要求全部以贷款方式解决,十年后偿还,对此苏朝也未达成最后协议。仅有军事援助部分的谈判比较顺利,苏联免除了朝鲜战争期间对朝鲜军事援助中朝鲜应负担的7. 6亿旧卢布贷款。在具体贸易交易方面,苏联也是锱铢必较。1961 年朝鲜因国内粮食紧张曾向苏联提出粮食援助需求,要求从苏联进口30 万吨小麦,苏联则要求朝鲜用黄金购买,经协商,朝鲜最终支付了总价三分之一的黄金。

尽管中苏在援朝问题上的积极性有所不同,但能够同时获取来自两方的支援,对朝鲜来说还是很有利的。因此,朝鲜在处理中朝、苏朝关系时,尽可能在中苏之间维持一种相对平衡。感念中国援助尽己所能、有求必应,朝鲜对华友好态度趋于明朗,在外交领域也更加趋向于配合中国。中朝之间加紧了在外交领域的配合行动。1961 年4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邀请南北朝鲜代表参加联大讨论朝鲜问题的议案,朝鲜政府有意派代表出席,但考虑到1956 年中朝曾在这一问题上发生分歧,故事前征求中国的意见。中国政府表示原则上同意朝鲜的立场,但也明确提出三点修改意见。朝方对此表示感谢,并按照中方意见修改了外务省的声明稿。在中朝关系升温的同时,对于苏朝关系,朝鲜也依旧交好。7 月6 日,金日成在莫斯科群众大会上说,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不仅 “将给苏联共产主义建设开辟一个新阶段”,而且也将 “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巨大贡献”; 7 月15 日,他又在平壤市群众大会上称: “朝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团结是坚定不移的,是永恒不灭的。”对于苏共公布的新党纲草案,《劳动新闻》发表社论说: “苏共新纲领草案科学地论证了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和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所有基本问题”,“不仅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都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

中苏分裂为朝鲜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使得朝鲜得以在中苏之间左右逢源、两边获益。1961 年7 月,朝鲜在一周之内,先后与苏联和中国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通过与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同时签订同盟条约,朝鲜不仅同时强化了中朝、苏朝关系,并且以同盟条约的形式解除了志愿军撤军所造成的三八线军事防御方面的压力,从而取得中苏分裂后的重大实利。

在中苏分裂的情况下,金日成在党内和国内的地位得到巩固,朝鲜日益感到自己已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1961 年8 月,朝鲜劳动党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各国共产党都来祝贺。在代表大会期间,朝鲜劳动党公布了国内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并提出 “七年计划”的宏伟蓝图。会议认为,劳动党三大提出的加强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友谊和团结的任务已经完成,特别是金日成7 月率团访问苏联和中国,在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方面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不过,朝鲜左右逢源、两边获益的境遇并未维持多久。1961 年10 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这次大会通过了新纲领,宣称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大会不仅再次批判斯大林及 “个人崇拜”,还公开批判不赞成苏共观点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并影射攻击中国。中共对此表示强烈反对,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大会的周恩来为此提前回国,毛泽东等人特意到机场迎接,以此向苏联表明中共的不满。苏共二十二大不仅加剧了中苏矛盾,也让金日成感到愤怒。当年11 月27 日,金日成在党内做关于苏共代表大会的报告时,没有再提苏共二十二大和苏共党纲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并表示坚决反对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修正主义。至于批判斯大林的问题,金日成说,这是苏联党内的问题,与朝鲜党无关。不久,平壤中央电台停止了对莫斯科电台朝鲜语节目的转播,邮局也扣留了 《真理报》 和 《共产党人》 发行时所附带的关于斯大林主义问题的文件。朝鲜的立场开始发生转变,偏向中国的立场。

1961 年,在中苏分歧加剧的背景下,为争取朝鲜的政治支持,中国开始尽己所能向朝鲜提供援助,苏联对援助朝鲜态度转趋消极,但并未中断援助。利用中苏分裂的机遇,朝鲜在中苏之间维持平衡,从而两边获益,谋取实惠。

二、中朝蜜月时期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 1962—1964. 10)

进入1962 年后,中苏两国关系中大事不断,相继发生新疆中国边民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中国批评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做法、苏联在中印边界战争期间偏袒印度。1963 年7 月,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同苏共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进行会谈。两党会谈结果表明,中苏之间已难以实现妥协。1963 年下半年起,中苏两党开始在中央一级报刊上相互批判对方的对内对外政策。中苏公开论战不仅使中苏关系更加紧张,也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苏对立加剧后,鉴于中朝两党都对苏共路线不满,加之朝鲜的重要战略地位,中国进一步加强了对朝鲜的经济援助。在中国援朝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政治影响,经济利益的考量被进一步忽视。同一时期,苏联着力国内经济发展,对外援助政策有所调整,更加注重挑选对象,不再执迷于通过广泛的援助对第三世界国家实施影响。苏联对朝援助因此呈现下降趋势。

1962 年是中国 “三年困难时期” 的最后一年,此时国民经济仍处于 “谷底”。在1 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国家计委和财政部虽然对1962 年工农业生产计划和财政预算作了压缩,但仍存在30 亿元赤字的缺口。尽管国内财政存在赤字,对苏联尚有12 亿旧卢布的欠债未还,在1 月的中朝1962 年度相互供应货物谈判中,中国还是爽快地答应将朝鲜1961 年对中国贸易中欠交的商品一笔勾销。中国的慷慨受到朝鲜人的赞许,认为这才是兄弟之举。

或许是中朝年度贸易协定谈判的顺利进展给了朝鲜人信心,年中朝鲜方面又提出同中国签订长期贸易协定的要求,中方旋即作出安排。10 月11 日,周恩来飞赴平壤,就中朝贸易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与金日成达成一致。10 月底,李周渊率领朝鲜政府贸易代表团访华。在双方关于长期贸易协定的第一次会谈中,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就交代了中国的谈判方针: “凡是我们办得到,又是朝鲜需要的,我们一定办; 朝鲜需要,我们技术或其他问题没过关的,就向你们谈清楚,待以后过了关再办。我国今年情况比去年好,相信明年会更好,但还有些困难,为了满足朝鲜的需要,我们尽量挤。”在谈判中,朝鲜希望中国能够满足朝方对砂糖、棉纱、钨砂等商品的需求,并尽量多接受朝方提供的石墨电极、炸药、石墨等。这些商品原本按照计划都是要出口苏联的,现在苏联不要了,只能请中国帮助吸收。至于中国希望进口的有色金属,朝鲜则说因为发展这些有色金属得到了苏联的援助,因此产量的70% 需要提供给苏联,以苏联的需要为先,估计1965 年以后能满足中国需要。对此中方也表示了理解。中国出口朝鲜的商品,有些按成本计算亏本很高,但考虑到是朝鲜工业发展的必需原料,中方便全部满足了朝鲜的要求。如石膏和硫黄,朝鲜在五年内的需求量很大。按成本计算,中国每出口一吨仅能收回成本价的20% —25% ,并且由于劳动力缺乏,中国的生产很不稳定。无论从经济核算的角度看,还是从生产状况的角度看,这两项商品都是中国不应该出口和不应当多出口的。但是中国考虑到这两项商品都是朝鲜发展 “七年计划”所必需的重要原料,如果不供应会影响朝鲜的生产和发展,因此中国克服自身困难,全部满足了朝鲜在长期贸易中对上述两个商品的要求。对于给予朝鲜的贷款,中国本来就没指望能够收回。周恩来在最后的谈话中说: “贸易上能够平衡当然好,万一不能平衡,就和去年一样,可以从贷款中支付,也可以留转到下一年度。”至于贷款归还问题, “你们不要放在心上,如果到时间有困难,不能还,可以延期。”周恩来还告诉李周渊,实际上中国并没有把朝鲜和越南的贷款还款列入预算收入,而是列入了预算支出。11 月5 日,中朝两国政府签订1963年至1967 年相互供应主要货物的协定、1963 年相互供应货物议定书、朝鲜使用中国贷款议定书和中国向朝鲜提供成套设备和给予技术援助的议定书等五个文件。朝鲜方面对此结果非常满意。中国方面则将中朝长期贸易协定的签订视为对修正主义者的一个打击。对中国而言,在签订中朝长期贸易协定时很少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正如外贸部所总结的,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总的原则就是“经济要服从政治”。

这一时期,在中国对朝经济援助的过程中, “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特征显著。1963 年,朝鲜向中国提出以3 万吨大米换6 万吨小麦的要求,原因是朝鲜大米在资本主义国家销路不好,卖不出去。鉴于当时中国国内小麦尚不够供应,如要供应朝鲜,中国只能从澳大利亚购买。外贸部经请示中央后决定同意交换。这样一来,小麦的买价、运费、保险费加在一起,中国要亏损外汇16 万英镑。中国政府非但没有要求朝方补偿外汇亏损,还主动提出连同朝方大米的运费中方也一并负担。

此外,在履行协定时,朝鲜方面经常根据自身需求更改计划或突然提出新的要求,给中国有关部门和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工作困难和经济损失。对此,中国不仅一一满足朝方所有要求,并且主动承担因朝鲜肆意变更计划而造成的经济损失。1963 年4 月28 日,朝鲜贸易省提出,撤销中国援助的金笔厂、闹钟厂、制罐车间、油墨厂四个项目,理由是朝鲜需要集中力量建设军工企业和解决吃穿用问题。但这些项目多数已经完成设计,有的设备已经造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报告中共中央,拟同朝鲜协商,如果确实不要,则全部由中方自己处理,设计和设备制造等费用,朝方也无需承担。周恩来批示同意。1963 年11月5 日,朝鲜驻华使馆提出: 根据金日成首相最近指示,朝方拟提前建成针织厂,并在年内把部分生产流水线安装好。为此,要求中国提前交货,于年底前交付棉毛机139 台,摇纱机39 台,包缝机85 台和缝纫机42 台。中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要求轻工业部最大限度满足朝方的要求。在向中方提出援建针织厂的要求后,朝方又多次反复更改所需原材料和设备的数量。关于供应朝鲜织物车间帘子布设备机物料的数量,中朝双方已于1963 年7 月22 日商妥,9 月7日朝方却要求将机物料数量由原来的1 年用量改为3 个月用量,中方表示接受。12 月10 日朝方又来电,要求继续按照原定清单供应。为满足朝方要求,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特致函针织对外工程公司指示尽力予以安排。同样,关于供应朝鲜针织厂的设备清单,双方也已于1963 年7 月22 日商妥,而9 月7日朝方要求撤销清单中的煮纱锅等8 项设备。中方表示接受后一年多,朝方又来电,要求中国继续供应已经撤销的3 项设备共29 台。中国依旧答应尽力予以安排。1964 年12 月15 日,就在中国援助朝鲜的纺织设备初捻机和复捻机即将交货之际,朝方突然提出削减订货数量,中方没有办法,只得同意。

中国在经济方面的付出的确带来了一些政治上的回报。1963 年初,朝鲜外相朴成哲公开向中国外交人员表示,朝鲜党一贯认为,撇开中国就没有社会主义阵营,因此金日成首相最近提出了一个新口号: 社会主义阵营以苏中为首。1963 年6 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委员长崔庸健访华时对刘少奇讲: 他老早就在想,世界革命的中心应转移到中国来,中国在推动世界革命方面理应起更多作用。朝鲜党现在认识到,修正主义就是敌人,要敌我分清,一定要同中国站在一起。自1963 年7 月1 日起,朝鲜停止出版 《朝苏友好报》和 《朝苏友好月刊》,并限制 《真理报》记者的活动,如元山、沙里院以南地区,苏联记者和外国记者都不能去,但中国记者可以去。“八·一五”解放日的庆祝活动也大大降格,而且在整个活动中,只字不提苏联,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对此,中国感觉良好。驻朝使馆评价道,朝鲜劳动党已认识到,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原则分歧是战略性分歧,而不是策略性分歧。因此,他们表面上避免站在第一线与苏联交锋,但在国际斗争中大力支持中国, “不顾压力,坚持原则,仗义执言”, “表态及时”。中联部领导人在一次内部报告中指出,朝鲜劳动党“现在与我党关系很好,什么话都可以讲,特别是反修以后,同我们的思想、语言是一致的,现在有什么重大事情,我们都事先和他们交谈”。

1963 年9 月,刘少奇访问平壤,中朝关系达到了顶峰。金日成在会谈中表示,朝鲜劳动党不怕国际共运分裂,赫鲁晓夫上台以来对朝党一贯施加压力,进行干涉和颠覆,实际上朝党早就在思想上同苏共分裂了。朝党对苏共一直保持警惕,没谈过心里话。对于打倒赫鲁晓夫,朝党从心理上愿意。但朝鲜是小国,自己单独提出没有力量。中国是大党,如果中共同苏共闹翻,朝党坚决同中国站在一起。至于同苏共的论战问题,朝党不愿继续站在第二线,现已组织了 “秀才”班子,准备写几篇文章,直接投入战斗。金日成还支持中共关于召开左派亚洲党会议的建议,主动表示可以帮助中共做其他党的工作。

朝鲜在政治上支持中国,中国则在经济上继续支持朝鲜。1964 年中国经济计划部门在制定1965 年中朝贸易计划时曾提出建议: 最好不要再进口中方不需要的商品,尤其是锌精矿和镁矿,因为积压已过多。对于中朝贸易中无法平衡的部分,是否可以考虑采取无息贷款的办法来解决。锌镁矿原本都是朝鲜为出口苏联而投入生产的,后来苏联不再进口,朝鲜就转而向中国出口,只为平衡中朝贸易差额,而这些商品并非为中国所需。但是,当1964 年9 月朝鲜贸易代表团来华商讨1965 年度中朝供应货物协定时,中方还是基本满足了朝鲜提出的进出口需求,不仅锌镁矿继续进口,而且还帮助朝鲜解决了急需的2 万吨棉花,让朝鲜很是满意。

同一时期,苏朝关系却在降温,朝鲜对苏联的不满情绪加重。自从苏共二十二大以后,朝鲜广播电台便停止了苏联朝语节目的转播。朝鲜很多机关取消了对 《真理报》和其他苏联刊物的订阅,朝鲜人与苏联和东欧国家驻朝鲜使馆的接触也受到监视和警告。这种不满一方面源于苏共二十二大后苏联对西方采取缓和政策,另一方面则源于苏联减少乃至停止了对朝鲜的援助,而后者更为关键。金日成曾在党内报告中抱怨说: 党有大小,但不能有高低之分。目前苏联对朝鲜已没有任何援助了,相反,逼我们提前还债,去年朝鲜粮食本来是丰收的,但为了还债,人民不得不少吃些,我们朝鲜人民对此感到极大的愤怒。

为缓和苏朝关系,苏联也做了一些努力。如1962 年4 月,为祝贺金日成的50 岁生日,苏联出版了俄文版 《金日成著作和演讲集》。赫鲁晓夫还邀请金日成前往苏联治病疗养,金日成对此表示感谢。在可能的情况下,朝鲜还是希望能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以便继续得到苏联援助。只要苏联善意初现,朝鲜便会做出回应。对于10 月的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朝鲜一方面表示支持中国的立场,一方面又向中国解释说,苏联最近在接触中表示愿意同朝鲜友好,避免涉及双方存在的争论和分歧; 现在还需要苏联援助,希望中国理解。借与苏联缓和之机,朝鲜提出希望苏联在加强朝鲜国防力量方面给予其 “实质性帮助”,如潜水艇、米格-21S歼击机,并帮助其建立12 个地对空导弹师。金日成对苏联大使莫斯科夫斯基说,这一援助大约需要花费1 亿卢布,但是朝鲜现在没有钱,所以请求苏联提供无偿援助。除了军事援助,金日成还提出朝鲜需要经济援助,请求苏联答应提供1 万吨棉花和70 万吨小麦。金日成还特别提到,中国棉花歉收已有几年,无法援助朝鲜。对于朝鲜方面的要求,苏联含糊地答应给予无偿援助,并邀请朝鲜军事代表团访苏,但在最后签协议时,苏联仍要求朝鲜付钱,朝鲜军事代表团最终无功而返。苏朝贸易谈判也不顺利,谈了50 多天,毫无进展。朝鲜的愿望一一落空,金日成对此强烈不满。朝鲜因此在中苏论战中明显偏向中共。1963 年初,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安德罗波夫访问朝鲜期间,《劳动新闻》发表社论,指责有人片面攻击中国共产党,认为这种做法危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使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蒙受严重损失,等于参加敌人的反华大合唱。金日成接见安德罗波夫时,态度显得异常冷淡,他甚至当面指责苏联在1956 年干涉朝鲜内政,并明确表示不能允许对中国的攻击。

针对朝鲜的一系列不满与指责,苏联似乎并无意通过满足朝鲜需求加以安抚。苏联对于朝鲜不断升级的需求早已厌倦,加之此时苏联在援助第三世界政策上的消极态度,苏联在经贸方面向朝鲜施加了更大的压力。按照1960 年签订的长期贸易协定,苏联承诺每年供应朝鲜的10 万吨粮食1962 年削减至5 万吨,1963 年起则停止供应; 苏朝年度贸易谈判迟迟没有进展,谈妥的商品不及朝鲜所需物资的一半; 朝鲜要求免除1961 年欠交的货物,苏联不仅不同意取消,反而要求朝鲜在第一季度补齐。到了1964 年,苏朝经贸形势更为严峻,6 月26 日李周渊召见苏联驻朝鲜大使,直指苏联在贸易方面不再帮助朝鲜。苏联的对外贸易部门在1964 年没有向朝鲜提供200 万公斤的纺织品,仅提供6 万吨菱镁矿炉渣作为替代。苏联大幅减少购买朝鲜的陶瓷器,不再购买朝鲜生产的机床。李周渊说,朝鲜发展菱镁矿矿石生产就是为了满足苏联的需要,现在苏联停止购买给朝鲜造成了严重困难,朝鲜不得不暂停多家矿厂的生产。苏联大使则表示今后苏联将只购买真正对苏联有用的货物,不会再购买更多的菱镁矿矿石,也不会购买朝鲜生产的机床,因为后者的质量远逊于苏联机器的质量,苏联并不需要这些陈列在博物馆的东西。李周渊进一步指责苏联和东欧国家只想购买朝鲜的金属矿,因为他们只想把朝鲜变成他们的原料制造产地和农产品产地,通过同朝鲜进行贸易来填满自己的腰包。苏联大使则予以反驳,指出苏联和东欧国家之所以不再大量购买朝鲜商品是因为朝鲜制造的产品质量太低劣。苏朝贸易仅占苏联对外贸易的1. 8% ,如此微弱的比重如何让苏联通过与朝鲜进行贸易赚到钱? 李周渊接着提到了苏联借款到期分期付款的问题,告知苏联,朝鲜政府只有通过出口菱镁矿矿石和重晶石矿粉来偿还分期付款,如果苏联不接受这些矿石,将会对朝鲜经济造成沉重的打击。这将会更加明显地证明苏联领导人将两党间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层面。在苏朝贸易关系中,双方互不满意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据中国外交部统计,1962 年,苏朝贸易额为15200 万卢布,占朝鲜对外贸易总额的40% ,同年中朝贸易额为9942 万卢布,占朝鲜对外贸易总额的30% 。1964 年朝鲜的贸易总额增至3. 4 亿卢布,其中中朝贸易所占份额上升至35% ,苏朝贸易所占份额则保持不变,仍为40% 。这组数字反映出中朝贸易在这一时期发展较快,同时也表明,就对朝援助来说,中国虽竭尽全力,苏联只是基本维持,中国仍比不上苏联,中国在对外援助的问题上没有能力与苏联攀比。

1962 年至1964 年,中苏分裂加剧。在政治和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中朝关系处于亲密友好状态,苏朝关系相对冷淡。中国出于政治考虑,加强了对朝鲜的经济援助。与此同时,苏联对朝援助却呈现出停滞状态,朝鲜对苏联的不满有所上升,苏朝关系因此而降温。

三、苏朝关系改善时期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 1964. 10—1965)

1964 年10 月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中共希望借此契机改善中苏关系,为此派出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庆典。然而苏联之行不仅未能缓和对立的中苏关系,反而比预想的结果更坏。1965 年,中苏两党围绕莫斯科3 月会议和援越问题发生新的冲突,前者涉及国际共运领导权问题,以此会为标志,国际共运正式分裂,中共在苏联提出的援越 “联合行动”问题上拒绝合作。这一时期,中国对朝政策仍以加强双边关系为导向,对朝援助依然一如既往。苏联的对朝政策则因为新领导集团的上台而发生变化,由于越南局势的升级,苏联对亚洲事务给予更多关注,在增加对越援助的同时,也重新恢复了对朝援助。

1965 年,中朝两国签订了两份经济协定: 一份是中朝1966 年相互供应货物的议定书,一份是中国向朝鲜无偿提供物资的协定和提供贷款的协定。1965年12 月中旬,为商讨中朝1966 年相互供应货物协定事宜,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带着拟定的 “备战物资草案”前往朝鲜,告知中国决定无偿地向朝鲜提供50万吨小麦、30 万吨石油和300 万美元的自由外汇。中国如此慷慨出乎朝鲜意料,金一副首相表示万分感激,说朝鲜 “只有靠中国,无别人可靠”,并对朝鲜在经济往来和贸易中亏欠中国很多债深感歉意。金一还反复对中国大使表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人民一向给我们物质上道义上的援助,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我们应团结,共同对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在与李强会谈后,朝鲜又提出三个要求: 第一,300 万美金不必作为无偿援助,可以作为贷款,3 年后归还; 第二,朝鲜大米卖不出去,想请中国帮忙,明年用英镑收购5 至10 万吨; 第三,英国人不让朝鲜人进入香港,希望中国帮助朝鲜在香港做生意。周恩来批示,300 万美金可以作为贷款,不列入协定,归还期5 年,其余两项由李强负责解决。12 月底,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前往朝鲜签署中国向朝鲜无偿提供物资的协定和提供贷款的协定。金日成在与李先念的会谈中,抱怨苏联在进口商品中坚持要有色金属、苹果、鱼类,给朝鲜人民生活造成影响,对于中方所提供的支持大为称赞,直言中国是在帮助朝鲜还债,中国在长期协定中克服自身困难每年供给朝鲜的钨砂,朝鲜炼成高速钢卖给苏联1 万吨,折成2000 万卢布,抵消一部分因贸易逆差产生的贷款。谈到中朝关系,金日成说: 中朝两国是兄弟,将始终共命运,将来一旦有事,还要并肩作战。没有任何因素能使中朝关系改变。现在帝、修正在掀起反华运动,企图孤立中国。我们同中国站在一起,坚决进行反对孤立中国的斗争,并有决心准备同中国一起受孤立。至于对苏联的看法,金日成承认中朝两党的认识不同,但强调朝鲜 “反修的基本立场是不变的,今后也会同中国站在同一立场上进行斗争”。

就在朝鲜对中国经济援助表示感激,并承诺朝鲜将永远与中国命运与共、并肩作战之时,朝苏关系也因为苏联重新恢复对朝援助而开始升温。1965 年2月,柯西金访朝,大谈苏联对越南的军事援助,说美国是侵略性的国家,还承认过去反斯大林不对,以后不再攻击斯大林了。柯西金访朝后,苏联开始重新向朝鲜提供机器设备,如嘎斯69 汽车、安24 型飞机、平壤火力发电站所用煤气管道等。据参加会谈的朝方译员透露,现在朝鲜要什么,苏联就给什么。大量苏联专家来到平壤,已到100 多人,朝方正在为他们修建房子。苏联还开始接受朝鲜的石墨,博川石墨已经停工多年,现在又开工了。5 月,人民军总参谋长崔光访苏,通过谈判,苏联恢复了已被赫鲁晓夫停止3 年的对朝鲜的无偿军事援助。苏朝关系由此开始升温,与往年相比,7 月份庆祝苏朝友好条约签订的活动 “规格提高,气氛热烈”, 《劳动新闻》、 《民主朝鲜》都发表了社论,还摘登了几次苏联大使的讲话,大力宣扬苏联对朝鲜的援助。相反,庆祝朝中条约签订的活动则比去年明显下降,力求与苏联平衡。在 “八·一五”解放日,苏联和朝鲜都分别举办了隆重的庆祝活动。苏联不仅派出专门代表团访朝,还在莫斯科召开群众纪念大会,开演朝鲜电影专场,广泛宣传报道朝鲜的成就,介绍朝鲜的经验 “具有广泛的国际意义”,声称苏联将 “竭尽全力”发展苏朝友谊。朝鲜则隆重地接待了苏联代表团,在宣传中强调朝苏友谊是在长期斗争中凝成的,进一步肯定苏联新领导人和苏联在反帝斗争中的作用。十月革命纪念日的情况也与往年不同,只字不提斯大林和中国革命,只是笼统地提一下反修,而大力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突出苏联的作用。

当然对于中国,朝鲜仍旧希望保持友好关系。在对美国的斗争中,朝鲜离不开中国的支持。1965 年10 月28 日,金日成接见中国人民代表团时说: “今后在朝鲜发生战争,我们还是要向你们求援的,要共同战斗的。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东北是我们的后方,全中国也是我们的后方,这一点我们是坚信不移的。”12 月1 日,朝鲜外相朴成哲对中国新任驻朝大使焦若愚说:“我们两国,是兄弟国家,是盟邦,是邻邦,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了传统的友谊。我们两党两国,共同反对修正主义,共同反对帝国主义。”

1964 年底至1965 年,中苏分裂已成定局。中国一如既往尽己所能地援助朝鲜,苏联也因为新领导集团的上台重新恢复了对朝援助,朝鲜又得以在中苏分裂的契机下两边获益。为了获得更多的援助,尤其是相较于中国援助而言质量更好的苏联援助,朝鲜在与中国继续保持亲密关系的同时,逐渐恢复与苏联的友好关系。朝鲜试图在中苏之间开展等距离外交。

不过,朝鲜的等距离外交并未持续太久,1966 年中国国内爆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中国在外交领域采取的极左路线,以及中国国内红卫兵、大字报对朝鲜的攻击批判,中朝关系再次跌入深渊。

朝鲜的62式炮艇是70年代中国赠送的。70年代中国曾援助朝鲜包括33型(R级)常规潜艇生产线在内的一大批海军技术及装备。

四、简短的结语

20 世纪60 年代上半期,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呈现出两个特点: 一是政治考虑优先,“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 二是尽己所能,甚至超出自己所能承受的合理负担。这两个特点的突出表现是,中国在贸易方面给予朝鲜种种“特殊照顾”。在出口方面,中国在自身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优先保证朝鲜需要,赔钱生产朝方需要的产品,甚至动用宝贵的外汇进口某些物资以满足朝方需要; 在进口方面,中国经常接受本国所不需要而朝鲜希望出口的物品。此外,朝鲜随意更改援助计划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也由中国承担。

中国对朝援助呈现出上述特点,受地缘、历史与现实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量,朝鲜与中国毗邻。在传统上,中国一直把朝鲜视为自己的藩属国和保护国。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经过朝鲜战争,中国把朝鲜视为本国在东北地区的安全门户。中苏分裂后,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中苏均需要争取支持。在争取盟友的过程中,朝鲜之于中国的战略意义显然要大于苏联,中国不希望自己的邻邦出现一个苏联的政治拥趸。事实上,在大国竞争中,向小国提供优惠的经济援助,是争取盟友的一个惯常手段。在某些情况下,大国可以容忍小国不断提高的要价,却难以接受它在政治上的背离。

以回顾的眼光来看,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有不少需要反思之处。客观地看,经济援助作为中国实现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和对朝鲜实施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其效果并不理想。政治上,中国在经济上的巨大付出并未使得中朝关系进入稳定持久的友好状态,中国对朝鲜的政治影响力仍很有限。经济上,中国的援助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朝鲜的经济困难,但不可能改变朝鲜的经济结构,使两国贸易、经济关系走上一种比较正常的互利状态。中国不附带任何条件、主要以满足对方需求为目的的援助方式,使得援助国很难对受援国的行为加以约束,也难以对受援国的内部结构产生影响。

相比之下,朝鲜的政策则相当灵活,成功地为自己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外援。在中苏交好时期,朝鲜采取等距离外交,左右逢源。在中苏分裂时期,朝鲜或试图在中苏之间保持平衡,两边获益,或利用中苏矛盾,纵横捭阖,时而倾向这一方,时而倾向另一方,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总的来看,朝鲜是希望能够与中苏同时保持友好关系的。在中苏分裂后,曾出现一个短暂的朝鲜偏向中国的中朝蜜月期,主要是由于苏联对朝鲜比较冷淡,不愿满足朝鲜过高的要求。鉴于中苏实力悬殊,只要苏联的态度稍有变化,朝鲜就会立即考虑加强与莫斯科的关系,以便得到更多、更好的援助。

本文转自：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4,31(04),41-58

作者：董洁，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